經濟日報社論
中國大陸的疫情，目前正方興未艾，3月底先是華南地區的深圳、東莞，4月則是上海封城，疫情持續輻射向外擴散，連周邊的昆山、蘇州都受影響，目前全國有45個城市封城，受影響人數多達3.75億，約占中國大陸四分之一人口，連政治中心的北京，也開始嚴陣以待。 對全球經濟來說，長三角的疫情封城，供應鏈衝擊尤其大，中國大陸經濟主要以上海為樞紐，蘋果公司大約有一半的供應商是在上海、蘇州或昆山附近，封城將使汽車製造商、電子和消費產品公司，面臨產能延誤和提高成本。 在此期間，在大陸的外國商會代表曾致函國務院，並向商務部長請願：清零防疫措施，正在扼殺經濟，呼籲調整。大陸的防疫政策「動態清零」，就是封城，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個，只要發現一個病例，地方政府就要先封鎖某一區域，不准人員外出，不准消費開工，進行大規模檢測，藉此找出社區中的感染者，然後再將他們送往隔離。 這種政策過去兩年可以成功，因為病毒傳播力不強，但現在遇上傳播力超強的Omicron，清零政策的效果有限。上海3月28日起封城，超過一個月，雖然這幾日病例數字，從2萬多降至5千，但是經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雖然國務院一直要求地方當局平衡抗疫措施與經濟成長，並向上海派出工作組，確保重點企業和供應鏈復工復產，但習近平一直沒有改變清零立場，強調「堅持就是勝利」，地方官員急於表忠，生怕疫情爆發，讓他們丟了烏紗帽。 動態清零也使得經濟萎縮，大陸國家統計局30日公布，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7.4，較3月下降2.1，非製造業PMI也下滑6.5，降至41.9。這兩項指數連續兩個月都在50以下，顯示經濟正在下滑。 中國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的目標是5.5%，去年第4季僅4%，今年第1季也不過4.8%，再加上長三角地區嚴苛的「動態清零」衝擊經濟活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下修經濟成長率至4.4%，甚至有分析師預測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左右，比目標減少了2個百分點以上，這足以讓中共領導人擔心，因為10月底就是中共20大，是習近平連任總書記的關鍵時刻。 中共中央於是在4月底連續開了四場高層會議，一連串政策出台，就是希望能夠挽救經濟頹勢。首先是全面加強基礎建設，初估地方提出的投資計畫高達14.8兆人民幣，這是美國國會去年批准的基礎建設計畫新增支出的兩倍多。 2008年溫家寶4兆刺激景氣方案，導致嚴重的後遺症，北京當局並不是沒有記取教訓，但是疫情之後，民間投資和消費都大減，重回政府基建老路，顯然是迫不得已。 政治局會議之後又出台了支持各地房地產政策，並提出支持平台經濟發展的措施。根據《南華早報》報導，為了落實推動互聯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相關部門將邀請科技大咖舉行座談會，目前阿里巴巴、騰訊、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美團等創新科技業者都受到邀請，要求它們出面協助挽救陷入困境的經濟，並保證政府不會再突然整改或處以意外罰款。去年的共同富裕強迫捐款，好像已經煙消雲散。 然而矛盾的是，既要促進經濟成長，在政治局會議中卻還是要「堅持動態清零」，「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兩個最大，話說得漂亮，怎麼做卻是問題。 習近平目前面臨兩難，一方面要確保經濟穩定成長，因為這對他今秋連任第三屆總書記至關重要，但是另一方面，習近平所堅持的清零封城政策，是扼殺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這卻是沒有人敢公開反對的。
明報社評
上樓難置業難是社會之痛，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表示，造地建屋要提速提量，樓價平穩是其施政目標之一。香港樓價高企，近兩屆政府皆強調穩定樓價，然而樓價依然節節上升，未來數年一手私樓落成量恐比之前幾年還要少，平抑樓價知易行難，考驗下屆政府的決心和執行力。為了置業安居，不少市民投入半生積蓄，節衣縮食，樓價暴挫財富蒸發打擊必大，可是地產界所講的樓價「平穩」，乃是年年都要升幾個百分點，一般市民加薪幅度根本不可能追上，長此下去，無樓與有樓將成為無法踰越的貧富鴻溝。樓價平穩的含意，應該是避免樓價大起大落，並非保證穩步向上。香港樓價遠遠脫離一般人負擔能力，管治者必須處理，否則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勢必加劇。 保持平穩免大起大落 非保證樓價穩步上揚 第五波疫情打擊百業，本港經濟首季按年萎縮4%，樓市亦受影響。差餉物業估價署私樓價格指數今年首3個月拾級而下，惟累積幅度不算很大，約3%，3月份樓價指數號稱跌至15個月低位，然而跟去年夏天的歷史高位相比，亦不過跌了4.2%，坊間經常談論的賣樓移民現象，對樓價影響實際非常有限。隨着疫情回落，社交距離措施解封，經濟回暖，地產業界預期樓市氣氛將轉旺，次季樓市將「價量齊升」，收復首季失地，倘若疫情再無重大反覆，下半年樓價有望上升5%，云云。當然，本港樓市走勢變數甚多，舉例說，美國聯儲局今夏加息遏通脹，會否影響環球資金走向，導致本港息口趨升樓市受壓，便需時觀察，然而現階段看淡後市者，相對仍是少數。 回顧過去10多年，本港樓價愈飈愈高，原因之一是環球主要央行紛紛量化寬鬆「印鈔」，熱錢氾濫，谷高各類資產價格；然而比起外圍因素，內部因素影響明顯更大。香港經濟高度依賴地產與金融業，賣地更是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上一份財政預算案，原本估計出現逾千億元赤字，最終竟能錄得盈餘，一大原因正是賣地收入理想。高地價造就高樓價，加上土地房屋供應嚴重不足，導致香港居住問題愈發扭曲，基層市民輪候公屋時間愈來愈長，慨嘆上樓艱難；中產市民和年輕人縱想置業，除了應付首期，還要每月用一大筆收入來供樓，置業難同樣令夾心階層發愁。 日前特首候選人答問會，李家超談及樓價高企問題，表示樓價平穩最適合香港，亦是其施政目標之一，處理私營房屋問題可以更加靈活，惟未有觸及具體措施。記者問會否重推「空置稅」增加私樓單位供應，李家超未有回應，只說會壓縮所有建屋流程。地產建設商會主席梁志堅昨天附和李家超的「樓價平穩論」，提出「每年升幾個百分點便好」。不少有意置業的市民，聽到這種說法，相信都想反問一句：現在樓價已經「高不可攀」，每年再升幾個百分點，還有可能負擔得來嗎？ 香港樓價之高，全球數一數二。一項今年3月發布的國際調查顯示，香港連續12年位列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榜首，樓價中位數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率，由之前一年的20.7倍，惡化至23.2倍，即相當於不吃不喝23.2年才能買得起一個住宅單位，比率是有紀錄以來最高，遠遠拋離第二及第三難捱的悉尼（15.3倍）及溫哥華（13.3倍）。對於想置業或要供樓的市民，生活在這樣的城市，幸福感、獲得感一定打折扣。 實踐型政府 目標要具體 當然，香港房地產經濟已扭曲到一個地步，倘若樓價大跌，不僅地產商有壓力、政府收入大減，大批正在供樓的市民更有可能淪為負資產，引發連鎖式災難。政府為了社會穩定，不能讓樓價暴跌，唯有以穩定樓價為目標。本港樓市狂飈，始於曾蔭權年代，近兩屆政府皆表示希望樓價平穩，一系列需求管理措施，對於遏抑樓市炒風有一定作用，惟樓價依然拾級而上。2012年，差估署樓價指數處於230左右水平，2017年已升見350，去年夏天更直逼400，今年3月報381，實際仍比2017年水平高約8%。李家超以「樓價平穩」為施政目標，實際做出什麼成績才是關鍵。近兩屆政府經驗說明，平抑樓價絕不容易。倘若李家超對「平穩」的看法，跟地產商一樣，即樓價年年升幾個百分點，有意置業的市民和年輕人，恐怕只會感到沮喪絕望。 2021年，全港約有1.43萬伙私人住宅落成，較2020年大減三成，觀乎動工數字，未來5年平均每年只有1.5 萬個私樓單位落成，比過去5年平均每年近1.8萬伙還要少，供應不足大有可能推高樓價。要在不讓樓價暴跌下，處理私樓難以負擔的問題，大增資助房屋及私樓供應、讓有意置業者有更多選擇，是其中一個方法，但這又牽涉到最根本的土地供應不足問題。理論上，促進經濟發展，市民收入增加，更有能力供樓買樓，亦是一個方法，這也是李家超在答問會的說法。可是理論歸理論，倘若當局平抑樓價力度不足，即使市民收入增加，樓價升幅可能更大。促進創科發展、推動產業多元化、減少經濟對房地產及金融的依賴，政府談了多年，進展卻緩慢。李家超強調要領導一個實踐型的政府，無論造地建屋提速提量還是促進經濟發展，均要早日拿出具體方案，更要有明確指標及時間表，確保說到做到。
星島社論
法官近年在審理一些涉及反修例示威的刑事案時，出位言行引起社會很大爭議，為了提升法官工作表現質素，司法機構決定在現行評核機制外，增設年度檢視機制。此舉相信是就市民對法官的偏頗裁決投訴作出回應，希望透過客觀評估進行糾偏，釋除市民對司法公正的疑慮。 法官和司法人員的表現，一直以來是由各級法院的領導負責評核，根據法官的法律知識、性情、言行操守和案件管理能力，來評估其整體工作表現。司法機構為了提升法官的工作表現管理制度的效能，將優化現行做法，增設年度檢視會議機制，由較高級別法院法官參與評核下級法院法官表現，今年下半年率先在裁判法院實施，其後會推廣至區域法院和高級法院。 回應加強監察司法訴求 司法機構對現行評估機制作出改動，相信與法官在處理反修例風暴案件中的偏頗表現有關，在判詞上有明顯政治傾向和情緒化，捲入「黃藍之爭」。例如原東區法院裁判法官何俊堯曾多次輕判，甚至放生被告；亦有裁判官大讚被告「優秀」，予人「警察拉人，黃官放人」的不良觀感，處事不公，只會讓黑暴分子心存僥倖。亦有法官如郭偉健在判詞中，稱讚斬傷人認罪的被告有「高尚情操」，同樣都是有政治傾向。不管法官在判詞中作出偏黃或偏藍裁決，都有違公平不偏不倚的司法形象，更有背棄當日就職時要無畏無懼、無偏無私履行責任的誓詞，動搖了司法公正的威信。 市民為此曾向司法機構不斷提出投訴，但當局在處理上欠缺透明度，例如郭偉健被暫停處理涉及反修例風暴的案件，而何俊堯同樣被調職，卻是由裁判法官變相「擢升」為高院刑事案件排期法官，其後再調到西九龍法院死因庭，同樣不可處理涉及反修例風暴的刑事案，但始終無法讓市民對司法偏頗釋除疑慮。 坊間有聲音要求港府設立非司法人員投訴機制，以免出現法官「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問題。張舉能自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逾一年，頻頻推出多項改革，如加強法官行為規範，包括設立兩層投訴法官行為機制、案件頒下裁決時限，以及公布新的《法官行為指引》。 現在張舉能再增設年度檢視會議機制，讓法官們多了一道由較高級法院法官評估其工作表現的監察，絕非壞事。首先，新機制並不是讓上級參與考評，手握其升遷的權力，干預個別法官行使其司法權，而是透過定期全面檢視各級法官的工作表現是否稱職，評核是有客觀準則，就是檢視法官審理案件手法和在庭上的言行，是否根據法律原則及證據，以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專業精神斷案，履行其應有職務，確保司法公義得到彰顯，又回應到市民要求加強對法官的監察的訴求。 不偏不倚斷案免動輒得咎 同時，新機制讓較高級法院法官可直接參與下級法院法官評核，有助發現後者潛能，從而安排調任及接受司法培訓課程，讓對方在司法界有更好平台發揮。 司法公正和公義是法治的重要元素，過去幾年有法官以政治立場先行審案，出現司法偏頗現象是大家無法接受，現在增添年度檢視會議機制，是對這問題進行糾偏，冀法官們找到平衡點，好好履行應有職責，避免被官感左右，否則只會動輒得咎，進一步損害「天秤女神」的公平公正。
東網正論
一之為甚，豈可再乎！著名影星曾江猝死檢疫酒店房內，敲響了檢疫制度漏洞的警鐘，詎料政府還未來得及正視，同類悲劇又告重演。本報接獲市民爆料，一名年近六旬男子在竹篙灣獨自檢疫期間，疑心臟病發突陷昏迷，事隔數句鐘始獲送院，最終返魂乏術。在疫情已大大回落之際，到底隔離檢疫制度是否仍有必要存在，不能不令人疑問。 警方證實本月一日接獲上址職員報案。猝死男子59歲，有長期病患，家人指他需服食「脷底丸」。據了解，當日早上家人無法與他取得聯絡，急忙通知檢疫中心，警方接報後，發現一名男子在房內昏迷不醒，送院後證實不治。當中是否涉及延誤失救，上址是否人手不足，尚需釐清，但年長及有長期病患人士獨自隔離的風險不容小覷，顯然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除了曾江不幸倒斃酒店房內，其死後翌日亦有一名內地來港的女護理員在尖沙咀一酒店房內死亡，只是不屬於強制檢疫而無人關心而已。如今又輪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出事，反映有關制度隨時搞出人命絕非危言聳聽。現時竹篙灣主要供確診的應屆考生入住，以及將大廈圍封強檢的確診個案優先送往隔離，儘管衞生署在曾江事件後揚言長者可由照顧者陪伴檢疫，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這是強人所難。照顧者若是傭人倒好，若是長者的家屬，年輕力壯者正常需返工養家，年老者則未必有能力照顧另一半；加上檢疫中心又好，方艙醫院也罷，大都位置偏遠又不准外人探訪，隔離人士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更何況，檢疫中心屢有管理混亂等問題發生，入營市民即使早已痊愈，亦因為人手不足未及簽發文件而離營無期，以致過去常有營內人士或失常大喊、或瞓路中心抗議。 凡此種種，無不揭示由檢疫酒店到隔離中心，根本無人手無能力應對突發情況。以曾江猝逝為例，有指酒店職員在拍門無人應後拒絕破門，非要請示衞生署不可，更見檢疫酒店官僚僵化，抱的是不做不錯的心態。而衞生署同樣敷衍塞責，聲稱酒店職員應以「常理」應對事件，但事實卻是指引不清，一味推卸責任，酒店動輒得咎。 回頭細看整套檢疫制度，當可發現亂象叢生。檢疫酒店和隔離中心固然搞出人命，就連專門接收確診長者的亞博館，亦多次爆出長者無人理會、無人幫忙沖涼，甚至有多名長者「住到死」而被形容為「長者煉獄」。港府一句「人手不足」便彷彿「大晒」，將所有不合理之處合理化，說穿了就是草菅人命。 目前疫情正在穩步回落，隔離檢疫是否還必須存在，當局好應該反思。由議員到醫生，皆認同將長者或長期病患者留在家中隔離，由家人陪伴或照應，遠較將他們獨自送檢好；即使送檢，亦必須有一套有效的監察制度。正如有人指出，若曾江返港後能回到自己寓所居家隔離，身邊有妻子或工人照應，就算不幸結果不能改變，起碼也得到一個急救機會。官不殺伯仁，伯仁因官而死。港府必須吸取教訓，認真檢討，不要再將原意是「救人」的措施，變成「害人」的制度。
頭條社論
經歷第五波疫情，估計本港逾四百多萬人染疫，群體免疫屏障已經築起，加上公眾的接種率持續提升，令Omicron疫情反彈乏力，這反映在復活節和勞動節長假之後，染疫人數不見掉頭彈升，反而慢慢拾級而下，令香港有條件放寬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當局應趁此良好狀況，把長期以來側重於抗疫的施政重點，作出適當的調整。 社會上大批新冠康復者有抗體，令傳播力強的Omicron病毒較難找到新宿主，加上打了三針市民的比率不斷上升，即使感染病毒，出現重症的機會亦大減。最重要一點，是公眾有良好的抗疫意識，亦大大遏低了疫情反彈的可能性。港府鑑於日均新染疫人數持續下跌，面對公眾的強烈訴求，以及各行業的實際需要，提前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即符合科學，也是急市民所急。 抓緊疫情減退的趨勢，港府須調整工作重點，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提振經濟上。昨天公佈的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正是一個提示，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四，終止了連續四季按年增長走勢，主要因為內部及對外需求表現均疲弱，經季節調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季下跌百分之二點九。疫後如何透過政策，大力提振經濟，成為本港的最大考驗，也是改善民生的先決條件，需要官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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