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
去年6月台美召開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會議,已經將近一年,期間雖然台美經貿高層溝通管道順暢,但實質進展有限。以最近一次經貿高層對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代表戴琪與鄧振中政委視訊會議為例,雙方只是簡單檢視TIFA會議後執行概況;對於我方期待很高的台美雙邊經貿協定,以及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IPEF),美方並沒有明確回應。 雖然TIFA召開對於台美關係有加分效果,TIFA會議涵蓋供應鏈、醫療器材、數位貿易、貿易便捷化、金融、農業、環境,以及國際合作等多項議題,但迄今仍然是以台灣滿足美方需求為主,甚少著墨於雙邊合作。例如去年應美國商務部要求,台灣半導體業者必須填寫問卷,向美方提供市場競爭的產業資訊,而引發可能會涉及商業機密的爭議。 拜登政府上任後,美國不但對雙邊經貿協定毫無興趣,對推動雙邊合作,深化既有貿易協定,也不在優先選項中。美國是以多邊合作的印太戰略為主軸,印太經濟架構則是美國圍堵中國大陸,阻絕紅色供應鏈的平台。印太經濟架構雖然不觸及市場開放,但卻被視為未來美國亞太布局的重要機制。美國目前已與許多盟邦展開初期討論,反觀雖然美國國內普遍支持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但雙方迄今並沒有進行具體的對話討論。 除了印太經濟架構外,台灣自去年9月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美國雖非CPTPP成員,但台灣一直期待美國可以發揮影響力,幫忙推一把。我國也排除了萊豬進口禁令,但美國對於支持台灣加入CPTPP,並沒有正面回應。今年下半年CPTPP將召開執委會,可能會決定成立台灣加入工作小組,攸關能否順利入會;屆時美國如何展現關鍵作用,仍有不確定性。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美俄對抗迅速升溫,中俄關係強化更引起美國關切。面對中俄整合,美國也進行調整。美國軟硬兼施,要求中國不可以明顯支持俄羅斯,禁止援助俄羅斯,在美中俄三角權力關係重新洗牌下,美中關係因而產生微妙變化。 雖然美中對抗基本態勢並未改變,但美國也不希望雙方衝突加劇,所以有可能因而調整對台灣的支持力度。美國目前也在改變對中國經貿制裁措施,由川普時期的全面性,走向具有選擇性,例如拜登政府上任後,並未擴大對中國課徵懲罰性關稅的範圍,反而在3月中豁免了342項中國進口產品的懲罰性關稅。另外,美國對於中國未能履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也沒有進一步反制措施。 台灣除了爭取美國支持外,也必須解決台美貿易失衡擴大的現象。在美中貿易戰轉單效應,以及美國國內需求增加帶動下,美國對台灣貿易逆差,已經由2018年約152億美元,大幅增加到2021年的402億美元,台灣已成為美國第九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家,已經引起美方關切甚至不滿,要求改善的呼聲不小。 特別是自美中貿易戰以來,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雖然縮減,但美國整體貿易逆差卻不斷成長,去年已經突破1兆美元,降低貿易赤字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政策重點。例如最近美國參議員即要求台灣增加對美國客機採購以降低逆差,在航空業仍受新冠肺炎侵襲而低迷,此時大幅增加採購固然有可議之處,但台灣必然要因應未來美國要求改善貿易失衡的壓力。 整體而言,政府絕對不可自滿於目前台美的經貿互動。台灣未來除了被動因應美方需求外,必須更加主動,全力將美國的口惠支持化為更多具體方案,落實對台灣更多的實質幫助。
明報社評
行政長官選舉在即,唯一候選人李家超上周五公布政綱後,展開連串面向公眾的活動,包括出席電視直播論壇和落區。特首由選委會投票產生,但候選人亦有責任多跟市民溝通。有別於以往特首選舉「跑馬仔」,今屆只有一名候選人,加上時間緊迫,公眾投入感明顯比近屆遜色,未來一段時間,李家超應多去接觸市民,擴大社會接觸面,減少公眾疏離感。良政善治需要在精英政治與公眾參與之間保持平衡。李家超一再強調,要以施政成果爭取市民信任、收窄分歧,為防政策閉門造車,管治者要有機制準確掌握民情,確保施政接地氣,重設中央政策組、強化其職能,可以是方法之一。 以成果爭支持挽人心 更要拉近與公眾距離 李家超上月8日辭任政務司長準備參選,至今3個多星期。由於競選工作遲起步,李家超要花不少時間接觸不同界別選委及草擬政綱,面向公眾的活動較少,外界印象較深的是,之前他探訪劏房戶及小商戶,前天五一勞動節假期,李家超落區了解社區組織服務,以及到街市接觸市民,乃是參選以來第二次。上周六的電子傳媒論壇,是李家超面向公眾闡述理念表現自己的機會,各方評價言人人殊,有人形容是四平八穩,亦有人認為他避重就輕。 近屆特首選戰,候選人落區造勢針鋒相對,選舉論壇更是火花四濺,雖然一般市民無份投票,但在選舉熱烈氣氛下,不少人都會關注「戰情」發展,形成一種投入感。相比之下,今次選舉只有李家超一人「入閘」,既無昔日建制泛民意識形態之爭,傳統建制陣營也空前團結,有人認為競選活動變得「乾淨」,不搞互相攻訐挖黑材料是好事,惟選委未投票,大局早已定,市民投入關注度大打折扣,亦是事實。 電視直播選舉論壇,是候選人增加曝光的好機會,可惜剛過去的特首候選人答問會,以疫情為由不設現場觀眾,僅得在場記者及公眾預先錄影提問,多少令人有一種距離感。論內容,答問會令人印象深刻之處亦不多。李家超談樓市,希望樓價保持平穩是其一;問到如何看港人移民、如何與年輕人修補關係,李家超強調要以施政成果收窄分歧、吸引人才回流,是另一段較多人關注的對答。過去10多年,香港樓價節節上升,平抑樓價知易行難,李家超能夠交出什麼成績,現在只能觀望。近年香港社會瀰漫不信任政府情緒,官民隔閡很深,以施政成果爭取認同,讓市民有多些獲得感,當然是爭取人心重建信任的一種方法,可是管治者亦要多跟市民接觸,設法拉近距離。 回看近幾屆政府,曾蔭權上台之初,提到施政要走入群眾、推動公眾參與,梁振英則強調多落區聽意見,林鄭月娥更以「同行WE CONNECT」作為競選口號,可惜皆未能善始克終。過去10年,香港經歷了政治激進化時代,政治鬥爭尖銳,民粹主義抬頭,官員落區屢遭狙擊,未有多跟市民直接溝通,不能單方面怪責任何一方,不過現今香港政治生態,已跟之前有很大分別,雖然社會仍存在嚴重的政治撕裂,可是昔日火爆對抗場面已不復存在,管治者應把握機會,多跟公眾交流互動,即使意識形態分歧無法消除,多去了解民生疾苦,當有不少助益。 李家超表示,新選舉制度剛開始落實,當下很多社會經濟問題急須處理,政改不是下屆政府優先工作。香港經歴了反修例風暴,很多事已無法回到從前,部分公眾諮詢參與機制面臨變化,這是眼前政治現實,不過管治者仍要設法加強與民溝通、了解民情民意、鼓勵公眾關心公共事務。特首由大約1500名選委投票產生,當局強調選舉委員會構成有廣泛代表性,然而李家超無論選前還是選後,仍應積極擴大社會接觸面,多些聆聽普羅大眾心聲。 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不斷惡化,為民粹政治近年冒起提供土壤,歐美如是,香港亦然,及至最近兩年,香港政治環境出現「鐘擺式」劇變,有學者形容,香港現正重新擺向「精英政治」,如何平衡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及投入,需要妥善處理,偏離中庸,擺向任何一個極端,過猶不及,並非好事。李家超籌組管治班子,在廣納各界精英才俊之餘,亦要確保施政貼基層接地氣,政策不會閉門造車、脫離民情。 平衡精英及公眾參與 重設中策組掌握民情 下屆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地區諮詢架構和公眾參與方式,另外亦要重新做好民情把脈工作,李家超政綱在這兩方面未有具體着墨,全港18 區設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義工網絡,主要為了增強政府動員力、執行力及危機應對能力,至於外界盛傳的重設中央政策組,政綱並未提及。中策組成立始於港英時代,回歸後一度是特首重要智囊,除了審視特定政策議題,亦會就政府關注議題做民調及分析輿情。林鄭上台後,中策組變相取消,不少意見認為,這一改動大大削弱了政府對民情的掌握,2019年反修例風暴導火線便是當局不諳民情強推修例。重設中策組,可以幫助特區政府了解社會脈搏、掌握網絡輿情,在政治生態未能全面反映社會整個政治光譜下,尤其需要。
星島社論
港府去年修例放寬引入海外醫生來解決醫生荒問題,並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負責訂定約一百所認可醫學院資格名單,首批名單日前出爐,全屬頂尖名校,雖未見爭議,但評審時間過長,內地醫學院暫未見上榜,當局須加快評審進度,擴大認可名單,並改善公院工作環境,否則醫生短缺問題難有改善。 首批海外認可醫學資格名單涉及二十七所院校,全屬英語體系,當中美國院校佔了十五所,英國有六所,加拿大有三所,澳洲有兩所,亞洲僅新加坡國立大學上榜。在這二十七所院校畢業的港人醫生,可申請為特別註冊,在港公營醫療機構工作五年及獲評滿意後,毋須通過本地執業資格試,便可正式註冊。 上榜門檻高 符資格人才減 首批二十七所院校均是全球知名的頂尖學府,如牛津、劍橋、史丹福大學等,上榜是毫無懸念,亦不難抉擇,但令人費解的是特別註冊委員會在評審篩選時,竟花了五個月時間才出台首批名單,而整份完整名單還需要多半年時間評審才能出台,似乎對第五波疫情幾乎令本港公共醫療系統崩潰的醫生短缺問題視若無睹。 委員會在篩選上要審慎行事是可以理解,但訂定認可海外醫學資格名單並非香港首創,新加坡實行了幾十年,而且制訂了一份嚴謹名單並不斷進行優化,認可海外醫學院數目由最高峰時一百六十三所縮減至目前一百零三所,委員會大可參考新加坡的名單,省時又方便。 委員會強調,評審準則須與中大和港大醫學院的國際知名度或排名、教學課程相近,教學語言是英文更佳。首批名單上的大部分院校排名,都高於本港兩所醫學院,難免令人揣測本地醫生團體在阻撓放寬引入海外醫生敗了一仗後,刻意將上榜門檻定得這麼高,是為引入海外醫生製造新障礙。 問題是:過去幾年究竟有多少在海外受訓的港人醫生在牛津、劍橋或耶魯大學畢業,相信為數不多。若門檻訂得太高,合乎資格回流的港人醫生數目相對有限,便可繼續保護本地培訓醫生的利益。 即使有相當數量港人醫生在世界頂級醫學院畢業,並已在當地建立一定名氣,而港府又願意出高薪聘用,但並不保證他們願意放棄已有事業,回流香港,因香港公院的工作量之多早已舉世知名。 因此,港府宜加快審批進程,不應專挑排名高於香港兩所醫學院的海外院校,而是應集中篩選一些與本港水平相近而又較多港人攻讀的海外院校,才能擴大潛在人才庫,並要求駐外經貿辦向當地港人醫生和留學生加強宣傳,知道有新途徑回港執業。 四內地院校 傳躋次批名單 此外,首批名單未見內地院校上榜,讓人感到失望,但據消息人士透露,第二批名單可能有至少四所內地醫學院入圍,包括北大、復旦、清華和上海交通大學,若消息屬實,將有助緩解本港醫生人手不足問題。 過去二十多年,醫委會為了維護本地受訓醫生的利益,抗拒引入海外醫生,提高執業試及格難度,又不承認內地醫生資格。隨着港府修例,加上內地醫護在第五波疫情來港支援,改變了市民對內地醫生醫術水平的看法,承認內地院校的行醫資格只是早晚問題,愈早認可,愈能吸引到內地醫生來港工作。 本港長期欠缺醫生,疫情將問題暴露無遺,本地培訓需時,公布認可海外醫學資格名單是為引進海外培訓醫生的重要里程碑,完整名單愈早出台,便能愈早展開招聘。畢竟環球對醫護需求若渴,「你揀人」的同時,「人亦揀你」,港府除了提供優惠薪酬福利外,亦須改善工作和生活環境,才能吸引更多海外港人醫生回流。
東網正論
回歸後各任特首都聲稱要解決房屋問題,但愈搞愈弊,有人驟增供應,卻遇上跌市令到業主要燒炭,亦有人竟然反其道而行,緩建公屋停建居屋,後遺症到現在仍然未消散,房屋供應遠超需求,公屋輪候冊人數有增無減,等上樓年期坐五望六,期間難道要瞓街?劏房應運而生,說穿了,只是板間房的「現代版」,無論在任何時代,基層房屋需求都是最無奈,上樓無了期等待,唯一可以負擔的劏房問題多多,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租管卻被揭發千瘡百孔。 《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醞釀多時,在1月生效,然而經過三個多月的觀察,似乎未收到預期的成效,修例其中一個目標是希望規管劏房租務,令到住戶受到保障,包括規定劏房業主須提供繳費單的副本和帳目,阻止其濫收水電費,然而情況繼續普遍出現,有關注基層的組織上月作問卷調查,絕大部分劏房租戶對新例認識不足,三成多受訪劏房租戶沒有訂立書面租約,即使有書面租約,當中四成沒有加蓋印花,不受法律保障,部分業主有機可乘,沒有出示水電費單據,隨他們開價,可以說是「任劏」。 大家可能奇怪,為何水電收費有公價,再加上新例打擊,仍然會出現有濫收費情況,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受訪劏房戶表示憂慮投訴後,會惹怒業主停租迫遷,合價租盤難求,牽一髮動全身,子女上學及自己上班也要考慮,一動不如一靜,即使百上加斤,也免得為了一千幾百而影響全家,因小失大。亦有租戶表示不了解投訴途徑,不滿租管投訴機制及執法程序模糊,缺乏透明度,沒有信心作出投訴後會有改善。 差餉物業估價署是新例下的執法部門,可是當局沒有主動巡查,只是單靠租戶舉報,收到投訴又未有設定處理時限,令到劏房戶對執法缺乏信心,惡性循環,自然鮮有投訴,官方也樂得清閒,「唔叫唔做,唔踢唔郁」,典型官場陋習,放諸多個部門也準。市民早有先見之明,1月初已經到差估署請願,敦促署方訂立清晰執法指引,增加服務人手及資源,並且與團體或租戶對話,保障基層住戶,言猶在耳,可是官員總是「左耳入,右耳出」,令到新例徒具條文,卻未能體現立法精神。 政府對建設性意見總是充耳不聞,劏房呎租價超越豪宅,各界倡議設定限制起始租金,否則新例「先天殘廢」,可是政府一意孤行,致令租管變成虛設,要等待明年初才回顧條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稱按照數據推斷是否設立起始租金,不過陳局長到時是否還在其位,仍是未知之事,林鄭班子留給下一手的燙手山芋也實在太多了。 公屋輪候期一再加長,政府為解決劏房問題,近年推展過渡性房屋,然而巧設門檻,要求申請人須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實際受惠者大減,加上租期只得兩年,搬來搬去,未能紓困反而製造麻煩。有頭髮誰想做瘌痢,基層劏房戶百事悲,公屋提前上樓,希望不會又是一張空頭支票!
頭條社論
病毒的傳播,無遠弗屆。困擾本港逾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先後五波爆發,至今染疫人數下降,但歐美今年初又出現成因不明的兒童急性肝炎病例,近日日本和新加坡先後有幼童中招,反映相關的肝炎病毒正向東南亞進發,本港衞生當局不能鬆懈,必須即時提高警覺,嚴防肝炎病毒入侵。 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公佈,今年一月首次發現首宗原因不明的兒童嚴重急性肝炎病例報告。截至四月二十一日,先後十七個國家共二百多名兒童患上這種肝炎,他們年紀在一個月大至十六歲之間,當中一人死亡,另十七名患者須換肝。世衞發現,大多數病例發生於英國,其餘分佈於西班牙、以色列、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專家正追查肝炎的起因,在部份病例檢測出新冠病毒或腺病毒,但在致病機制調查中,仍未發現明顯流行病學關聯性。 幼童一旦染病,較難清楚表達,令救治較為困難,風險亦較高,故家長必須加倍留意幼兒的健康情況,一有異常,盡早求醫。衞生防護中心過去兩年抵抗新冠肺炎疫情,疲於奔命,但不能輕視這種不明肝炎或對兒童的侵害,必須加強與各地的衞生當局溝通,要求通報相關醫學研究資料,盡早築起外防輸入,並制定內防傳播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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